【内容提要】 　　浙江台州商人陈金良，他开办了20多家连锁药房，承诺“药价最低”；他宣称“向虚高药价宣战”，表示“向医药行业潜规则挑战”，其实无非是薄利多销，以低价策略切入市场。最有意思的是，原本只是“在商言商”，却不料入选央视2005年度社会公益人物候选名单。 　　 　　陈金良在杭州的第一家药店开张那天，涌进店里来的顾客多得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老百姓是提着篮子来买药啊，或者说。”陈金良纠正道，“是提篮‘抢’药。”店里准备的1000多只购物篮被一抢而空。 　　2003年7月，陈金良把第一家天天好大药房开到杭州人口最稠密的一条街道上，开业这一天，“到我店里买药的人比菜市场买菜的人还多”。 　　2005年1月，当陈金良把天天好大药房的连锁店开到北京南二环边上时，热烈的开业场面又一次重演。那几天，等待结账的队伍从店里排出了大门，有些顾客一整篮一整篮地买药。还有人坐一两个小时的公交车从二三十公里外赶来。“就跟在菜市场里买白菜萝卜似的。”一位店员回忆说。 　　对这些纷涌而来的顾客而言，药价便宜是这里最大的吸引力。一位大爷晃了晃自己购物篮里花花绿绿的十几种药，说：“我这点药能比别处便宜个几十块钱。”比如一种蜜丸，这里比别的药店便宜4元，而有些药品，能便宜十几元。 　　低价，成了这位浙江台州商人“杀”入药品零售市场的“杀手锏”。 　　在杭州，他打出的旗号是“向虚高药价宣战”。他宣称，他店里的药，比同业药品均价低45％；而在北京，他承诺“北京最低价”。 　　“我店里任何一种药品，只要你发现别的店里价格比我这儿还要低，我们二话不说立刻把差价算给你。”陈金良这样保证。 　　也许以下这样一个调查数据部分解释了这种吸引力：今年公布的一项调查，问及人们心目中“目前药品领域主要问题”，排名第一的是药价虚高，选择这一选项的人占44％。 　　所以，当今年1月陈金良的天天好大药房杀进北京市场时，在这座上下三层、带地下停车场的药品“大超市”里，许多药品不到三天竟被抢购一空。而根据先前的市场调查，这些药品原本准备销售一个月。一种板蓝根颗粒，半天内卖出3000多盒。 　　在抢购的人群中，陈金良发现了同行的恶意收购。事实上，当他的第一家店在杭州开业时，也遇到过类似的挑战。 　　陈金良说，他们发现有人大批量地买同一种药品。他不得不采取限量供应措施。“那也没有用。”陈金良说，“比如原本派一个人一下子来买100盒，现在，改派10个人来一人买10盒。” 　　 天天好在北京开业前三天曾推出过期药品以旧换新的活动，结果，一家药店的一位工作人员竟拿着估价在4万元以上的过期药品前来兑换搅局。 　　同行对陈金良低价策略的抵制还不止于此。有同行联合向供货商施压，让其拒绝给陈金良供货，陈金良说，有的供货商跑来跟他谈判，请他不要再卖他们的货，甚至有供应商要给他下跪。 　　 在杭州，陈金良一度拿不到本地产品。他们拒绝供货，“没有任何理由。”他说。甚至，连当地的行业协会，最初都不接纳他。 　　陈金良于是紧急从武汉向杭州调货。 　　武汉是陈金良最初开始打拼的地方。他在这里读完中南财经大学企业管理的学业，在药厂打过各种各样的零工。1996年，他进入一家大型药企，从一般的业务员干起，到片区经理，再到负责全国经营。2001年，他跳槽到武汉一家医药公司任总经理。 　　在医药行业浸淫多年，陈金良看到了开创自己事业的机会。“我感觉这里面漏洞很大，”陈金良说，“商机很多。” 　　其时，用陈金良的话说，全国“东南西北都打出了平价旗号”。2001年，全国第一家大型平价药房开办。其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平价药房，搅动了当时的医药零售市场。 　　这些“平价药房”同样遭到了行业抵制，相当一些最终难以为继。 　　 “但我觉得他们定位不准，规模不够大，管理也混乱，其他方面漏洞也多。”2003年，时任总经理的陈金良辞职，决定回到浙江开始自己的创业。 　　“我的药价一定要比别的药店低很多，才能吸引老百姓。”陈金良当时这么想。 　　他在杭州租了一座3000多平方米的保龄球馆，改作药品“大超市”。当杭州别家药店最多只有3000多品种时，“我就一下推出一万多品种”，“我可以拍着胸脯说，凡来天天好，不可能买不着你想买的。” 　　他声音宏亮，有南方人的口音，剃着一头板寸，壮实，带着商人特有的热情，始终展露微笑。 　　这是陈老板保证低价的一大诀窍：大规模带来大人流以及管理成本的下降。他把天天好比作药店零售业的“沃尔玛”，“你看咱们国内的传统百货业已经被沃尔玛、家乐福杀得片甲不留了。”他说。 　　有调查称，目前一般药品从出厂价到卖给患者，中间的价差大多在10倍以上，巨额利润被层层流通环节吃掉，包括一些隐性交易者参与的瓜分。 　　而陈金良则保证说，他店里的药品尽量从厂家直接进货，至少也只从一级分销商处进货，不超过两个流通环节。 　　他所谓“药店的沃尔玛模式”，追求平均毛利，而不是某一种药品。“有些药品我是不赚钱的”。陈金良提供的数据，天天好的平均毛利在7％～8％，扣除管理成本5％～6％，赚取“一两个点的合理利润”。他对此表示知足。 　　因为对传统药品流通领域利益的触动，陈金良每开一家分店，几乎都遭遇到同行不同程度的抵制。“每家店开业半个月左右，我每天都睡不着”。但是，杭州、宁波、北京、沈阳等地的20多家分店几乎都成功地挺过了“困难期”，不出一个月，各方的抵制和压力通常便自行瓦解了。“他们的抵制站不住脚。”陈金良不无得意地说。 　　随之而来的，是周边别家药房的降价。“一旦受到我们冲击，你不降是不行的。”北京天天好大药房财务总监说。 　　陈金良创业的第一年，在杭州开了5家分店。“我们第一年就把杭州零售药价拉下15％。”他说。 　　第一家天天好大药房，营业第一个月便开始盈利，“当然是薄利。”他补充强调了一句。这给了他继续走低价路线的信心。 　　“市场规律是大法，顺市场者生，逆市场者亡。”精明的台州商人总结道。 　　不到两个月，他加入了当地的行业协会。他跟行业协会会长开玩笑说：“你现在要不让我加入是不行的，老百姓都要对你这个老头子有意见咧。” 　　但是，陈金良没想到自己开药店竟然开出了名堂。他有时跟家人和朋友感叹：“我只是开开药店，没想到反响这么大。” 　　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他以“药价杀手”、“平价革命”旗手的形象出现。这些符号性的“标签”让他始料不及。“我当时想都没想到，就只是作为一种职业，以低毛利定位，把天天好做成一个品牌。”陈金良说，但是，随着一家家分店开起来，现在“已经是身不由己了”，感觉自己被“推到了前台”。 　　“不过呢，”他说，“这也说明我们切合了老百姓的利益，那么我就必须这么做了。” 　　 一周前，他坐在北京天天好大药房的办公室里，同时接受三家媒体的采访，穿着夹克衫和牛仔裤，坐在黑色的大沙发里，将两手交叠得体地搁在腹部。 　　“不要违背老百姓，而要顺着老百姓的意思，为老百姓真正把药价降下来。”他一脸正色地对记者们说，“我坚信一点，有了老百姓的支持，有了我们媒体朋友的正面报道，‘平价革命’这条路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来自天天好大药房的数据称，今年8月，天天好大药房与20家上游企业正式结成了“低价供销联盟”。从当月起，这里3000多种常用药品开始全面降价，500种药品长期实行批发价销售。 　　不过，陈金良非常清楚，自己所能撼动的只是药品零售市场，而“医院这一块我们撼动不了”。 　　这位药品零售商对医院药价的虚高深有感触。他还在武汉工作时，一次到医院看病，医生开出的轻度消炎药和感冒药，高达380多元。而同样这些药，在他任职的医药公司，只需80多元。 　　他称，每次走进医院，“我十次总有八次要跟医生吵架”。 　　但是他旗下的20多家分店，加上其他打出“平价”旗号的药店，在药品零售市场上只占不足10％的份额。药品分销的终端市场基本由医疗机构所垄断。有数据称，在全国药品销售总额中，通过医院销售的药品占80％以上。 　　“只要医院不平价，药价还是平不了。”而“在以药养医的传统体制下，要想使医院药价下降是十分困难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方廷钰指出。 　　但这并不妨碍陈金良入选央视2005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人物候选人名单。“他颠覆了一个行业的霸道。”有媒体如此评价。 　　在央视网站上，5名公益人物候选人中，浙江天天好大药房连锁公司的这位董事长，至今已获得了26万多的支持票。 　　几天前，电视里播出这一消息时，电视机前一位北京观众叫了起来：“真是有意思，本该逐利的倒成了公益；原本真正应该公益的，反倒去逐利。” 　　尽管最初只是“在商言商”，但现在看起来，陈金良似乎不得不把“平价革命”这面大旗一直扛下去了。“我只有努力吧。”他说，“我相信，这面旗会越插越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