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里，他一直比较低调，踏踏实实在做自己的事，偶尔有些惊世骇俗的举动出来，像中国第一部性教学片，像北京第一个性文化展，像最近引起轰动的“中国女性网上性调查”和“中国男性网上性调查” ，让公众和媒体眼前一亮。他说：“知识分子要有社会责任心，该做的事困难再大也得做，尽管有些事会给自己带来风险。” 自述 我为什么选择性医学 我成长的年代是一个性高度禁锢的年代。中学时还实行男女分校，只有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广场联欢时才会与附近女校的学生有互相观摩演出的机会，荒芜地度过了青春期。 　　在北京医学院读大学期间，虽然我读的是医疗系，但课堂上居然从未真正讲过什么叫性交，顶多讲到其后果怀孕。当时发生在学校里的一起同学因“搞对象”被开除事件，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震撼。那是个性观念令人窒息的时代，中国人的人性已经完全被扭曲了。 　　1970年大学毕业后，我被从北京一竿子插到底分配到大西北偏远山区的一个只有4000人的公社，一开始在村卫生所，后来在公社卫生院。那时我20来岁，此前基本上没听说过什么性话题。可那里的老百姓，从干部到社员，谈起这个问题来毫无禁忌，男女间也毫无顾忌，他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张口就来的几乎全是现在所谓的荤笑话、黄段子，可以说涉及人类性行为的所有现象，就是在地里干活时也会高声唱起情歌……人家根本没把性问题看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好像一下子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感觉目瞪口呆，总在揣摩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又不敢张口问。等到读研究生时与被分到其他偏远省份的同学聚在一起一聊，遇到的情形一模一样。后来我想明白了，在那么偏远闭塞的地方，出门就是山，电也没有，电视广播也没有，报纸也没有，性是他们生活中惟一的娱乐，惟一能带来一点情趣的亮点。也许正因为离“文明社会”较远，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压抑也较少。 　　当我1979年考研究生再回到城里，看到都市人的另一种性状况时，这种强烈的矛盾震撼了我，促使我开始思考：一边是非常禁锢，一边是高度自然开放，为什么会有两个极端？强烈的探究欲就是这么产生的，考计生专业的研究生也与这种探究欲有关。 　　我迫不及待去学校图书馆查证村民们说的那些事是不是真实的，发现目录中查到的相关参考书书架上都找不到。幸亏我学的是计划生育专业，图书馆的一位老教师看了看我的图书证，说这些书你这个专业的学生可以看，便从后面拿出来几本。这样我看到了一些内部的东西，一查，老百姓说的这些，书上都有。读研期间街上高价卖的《性的知识》一书也受到我的关注，那本小册子原价8分，我从小贩手里花2角钱买了一本，据说这本小册子竟一再重印了几百万册，深受群众的欢迎。但后来才知道作者之一就因为这本册子，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自杀了。 　　1982年，我毕业后去英国，看到的东西就多了。而且我第一次有机会看到了许多中国古代的典籍，大吃一惊，原来我们的老祖宗对性的研究早已非常深刻透彻，西方现代研究的那些东西也没有能够超出这个范围。我发现，在中国远古时代，人们认为性力和生殖力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他们对性活动所带来的非凡快感及生育能力感到神秘莫测，充满了敬畏和崇拜。在他们看来，性器官是庄严而神圣的，因为它代表伟大的创生力量。后来的儒家经典也认为男女两性交合是一种值得崇拜和讴歌的、带有神圣意义的现象，所谓“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 　　那个年代，中国还不能谈性，我就想应该把这些知识都告诉大家，应该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性问题的夫妻实在是太多了。在英国进修的近两年间，我有意识搜集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但回来时，不幸在海关被扣了10本书，其中包括一本人类学手册。当时我说这本书与性没关系，检查人员却肯定地说：你看看这张图——其实那只是一张裸体女性趴在海滩上的图片。 　　幸好资料在查扣时“漏网”了一些，我白天上班在计生科研所搞药理，晚上就翻译研究这些东西。1987年，我和同学们出了第一本书《男性学咨询》，出版社很慎重，把稿子拿给专家审定，结果给拿下来五六万字，理由是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 　　《男性学咨询》一版印了5万册，很快卖完，出版社收到大量来信，说你们这书写得太少了，我们想了解的什么也没说呀，不解渴。再版时，就从17万字添加到33万字，现在出到第六版，改版成《马大夫谈性健康》系列丛书，9本，上百万字。 　　上世纪80年代初，吴阶平等编译的《性医学》、阮芳赋等著的《性知识手册》等书的出版打破了对性知识介绍的禁忌，从而也掀起了群众性的对性知识和书籍的追求。1988年，杂志报纸开始探索着公开谈论性问题，大气候开始改变了，我也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性教育和性医学上。 　　非常经历 之一教学片“涉黄”事件 　　1988年，当时还在国家计生委科研所工作的马晓年开始搞性医学培训班，据说那是改革开放后全国首次举办此类培训班，各地医生闻讯后纷纷前来。 　　讲课时，马晓年采用了400多张幻灯片，是他从国外收集的资料，医生们非常感兴趣，都想要。他去找技术人员复制，人家先是答应了，请示了领导又不给做了。于是找到北京一家教育音像出版社，对方建议做成录像，把图片插进去，结果就出了个《性医学教学参考片》，3集9个小时。这是当时国内第一部性教育教学录像带，把性医学各方面讲得很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院校在举办相关培训班、进行泌尿科等专科教育，甚至搞研究生培训时，必放这个片子。此后，出版社觉得可以再做一个大众版本，叫《新婚性指南》，两个小时。出版以后，凭医院介绍信购买，大约卖了200多套。 　　“可卖出去就控制不住了，据说有些人复制了片子拿到火车站候车室的录像厅去放，收钱。片子被人当做‘黄毒’举报到中央扫黄工作小组，当时没给明确定性。”马晓年说。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个事件对马晓年来说“后果很严重”。1991年，亚洲性学会成立大会要在香港召开，马晓年计划携此片参加。单位组织审片，虽然邀请的专家一致叫好，但领导却说他搞乱七八糟的东西，结果香港的会也没去成。这个片子一直在医学界流传，不过也一直有人举报。直至1992年，虽然出版社已经根据指示删掉不少敏感镜头，补了一些风景花鸟画面，但北京市有关部门仍下文，说这个片子“有不妥之处”，要求停发和收回。 　　1989年，马晓年还碰到过一次“涉黄”事件。他请北京计划生育服务部门在进行计划生育流调时顺便添进一张有关中国人性行为的抽样调查问卷，问卷刚发下去又被举报，说是“黄色”的。单位领导让他写检查，他写了个情况说明，解释自己搞的是科研项目，结果当然通不过。领导说：“你看看，‘爱抚’这么恶心的词你都敢往问卷里写，还不认错？”马晓年当场反驳：“难道您这一辈子就没干过爱抚这样的事？” 　　在马晓年的记忆中，大约是从1993年开始，才没有什么举报的事了。他说：“那一年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北京中山公园十几个点放我那个片子，10块钱一张票，很赚钱，把我名字删掉了，说是联合国提供的最新资料。如果你去问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肯定都还有印象。虽然那时没有举报的事了，但从1994年起，单位不聘我了，说我不务正业。但就在我不得不调走的那年，也就是1996年，国家计生委提出了生殖健康的说法，认为计划生育要转型向生殖健康服务。从那时候起，大家意识到该讲性健康的问题了。” 　　 之二“性文化展”夭折风波 2003年10月27日，“普及性教育，享受性健康，性从远古走来大型实物展”在北京石景山区计划生育中心开展，包括春宫画卷、瓷雕、石雕、挂件、装饰品等在内的700多件展品均为马晓年个人收藏，全面展示了中国古代的性器官崇拜、古代性教育、性交崇拜、生殖崇拜、性心理活动等现象。这是北京首场性文化展览。 　　但是，原定举办一周的展览当天下午即被紧急叫停。主办方的解释是观众太多，准备不足，担心出现安全事故。 　　据说展览骤停后，一些被激怒的年轻人曾试图推倒铁门强行而入。有幸观看过展览的市民告诉媒体，展品中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展示的是性交等令人面红耳赤的场面，但这些都是精美的艺术品，与淫秽无关。 　　当时，这一事件在媒体上形成了报道高潮。一些媒体称，展览的紧急叫停实际上是遭到来自“上面”的压力，怕会造成不良社会后果。 　　采访中，谈起这次展览，马晓年显得很淡然：那次是北京市计生委在男性健康日想搞点特别的宣传，我就和他们携手搞了那个展览，展览是免费开放的。展品照片其实事先都审过，一些裸露展品的细节被遮上了，还不许未成年人观看。但还是有种无形的压力，就怕谁说句什么。当时门前也确实正在修路，人群拥挤了，存在安全问题，主办方就撤了。后来内部展览了一段时间。去年再次举办，不叫性文化展了，叫性与生殖健康科普展，加了些宣传科普知识的道具模型什么的，现在已经展览了好几个月，但还是内部展，由计生系统组织各单位来看。现在要在这方面做点事，还得低调处理，就像我在北京电视台参与的那个节目（《生命·生育·生活》），做了11年了，听众很欢迎，可就是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调子高了怕出事。 　　许多人问马晓年为什么要碰性文化这么“敏感”的事，他说，很多人到我这里来治病，就会说，“我这个人很传统”，以此作为性幼稚的借口，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其实，中国古人认为性是个很神圣的话题，是很坦率地对待它。从文物角度来看，古人对性的坦然以及享受态度让人吃惊。我搞这个展览是希望人们对性有个最基本的认识，希望让人们明白，只要是合法的，性行为的形式跟道德无关，这样才能从中获得快乐。否则，这也是禁忌，那也是雷区，怎么可能使性生活健康幸福呢？目前，由于正规教育的缺失或受到许多人为限制，社会公众的性教育很多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比如上黄色网站、卖盗版光盘等等。在性文化传播领域，健康的性知识传播不去占领阵地，必定会被不健康的传播途径所占领。 行医生涯 “正规军”与“游击队”艰苦较量 　　1996年起，马晓年调至电子工业部402医院（现清华大学玉泉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