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国急救医学的开拓者，他主编了我国第一部急救医学专著 ——《现代急救医学》。为了让现代医学“大救援”理念在中国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几十年来，他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他说，“灾” 这个字很有意思，本身就代表一种对生命、财富的危害，去掉了宝盖头（财富）是一个“火”字，“火”再去两点，就是“人”，这是所有救援工作的核心。 　　今年4月，京城各媒体刊出这样一条新闻：据北京市卫生局下发的《关于北京急救中心部分功能转型的决定》，从4月1日起，北京急救中心停止急诊，院内不再接收病人。北京急救中心实行部分功能转型…… 　　消息见报后，不少人打电话给李宗浩：“李教授，一看到报纸，就想到你多年来的艰苦努力！”那一刻，李宗浩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他感慨地对记者说，“我这一生的幸福和艰难都源于我这个人对事业太执著，太超前”！ 　 　谈判中显示睿智和胸襟 2000年，李宗浩夫妇与心肺复苏医学创始人彼得·沙发教授合 影。 　　1982年，李宗浩还是北京急救站一名有着很强事业心的年轻医生。恰逢国家外经贸部与意大利政府要就一系列合作项目进行商谈，机敏而又英语不错的他被选中负责筹建北京急救中心的谈判。 　　谈判中，李宗浩充分显示了他的睿智和胸襟。他说：“我不是政治家，只是一名医生，但我想，如果双方政府能建立一个有意义的医疗合作项目，那它对两国人民友谊的影响是地久天长的。”他以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和当时正在筹建的中日友好医院为例进行了论证，随后他话锋一转：“现在中国的急救事业正在起步，如果贵国政府能帮助中国建立第一个现代化的急救体系，你们的救护车疾驶于首都的街道，我想它的影响会远远超过建一座医院……” 　　意政府的谈判代表听了，眼睛一亮。几轮回合下来，一个800万美元用于建立北京急救中心的赠款项目谈成了。 　　次年，已担任北京急救站副站长的李宗浩带队赴欧洲考察，所见所闻，更坚定了他“在一个现代化的开放的首都打造现代化急救体系的信念”。与此同时，他的“北京急救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书”也出台了：在“中心”下设星罗棋布的急救站、点，于城郊四处形成一个急救网络体系，它应该是“通讯灵敏、指挥有效、抢救及时、技术先进”的…… 　　1988年，在当时外经贸部、卫生部、北京市政府及卫生局等多部门的支持下，北京急救中心建成了。市政府就开办方针作出明确批示：“急救中心要建成网络，缩短急救半径，开展现场急救……千万不要办成医院模式。” 　　但让李宗浩没想到的是，“中心”并没有按照当初设计的轨道发展。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被投在了病房建设，“中心”越来越像医院。他神色凝重地说：“当时国内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现代急救医学理论，观念上还总是习惯于用传统医院的框框来考虑急救事业的发展。再加上体制、机制、法制不健全等诸多因素，走上这条路也就不奇怪了！” 　　但他不肯轻易俯就现实。他执著地坚持“中心”要以院外急救为主。他说“急救医院”在全世界搞得都不成功，都先后被放弃。他提出城市急救资源要共享，要合理分配。他认为意大利赠款提供的42辆救护车，都放在急救中心不妥，应分至城近郊各区急救站，“设想一下，偌大的北京城，孤零零一个急救中心，区级急救站廖如晨星，条件很差，急救半径过长，车辆的堵塞和路途的遥远将湮灭多少分秒必争的生命希望”！ 　　但他因此被人说成“吃里扒外”，说成是“光想着自己出名，不考虑职工利益”……一种不被人理解的痛苦困扰着他，但并没有动摇他“中国一定要建立和国际接轨的现代化救援体系”的信念。 　　 带着忧患“上书”中央 　 　 　　2001年，“911”事件爆发。居安思危的职业敏感使李宗浩禁不住设想：“如果它发生在中国，会怎么样呢？” 　　2001年12月7日傍晚，一场并不算太大的雪，竟使北京的城市交通瘫痪了。那天，李宗浩有意识地步行回家，近5个小时，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想，一路忧。那天恰好是他62岁的生日，万千思绪在内心里缠绕，满腔的话如鲠在喉。他再也耐不住了，连夜提笔给上世纪80年代负责中国与意大利政府谈判并十分支持急救中心项目、时任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写信，坦陈加快北京急救体制改革步伐之必要，急切之情溢于笔端。 　　2003年4月中旬，“非典”疫情肆虐逞凶，李宗浩又坐不住了。带着深深的忧患，他又提笔给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写信。信中，他坦陈现有急救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医疗急救指挥系统尚不完善，医疗急救指挥中心尚未建成，急救体制基本采用医院模式，没有树立大救援理念……他写道：“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十分重视建立紧急救援体制，但如果缺乏现代救援理念指导，不与国际接轨，仍过分强调国情，而以现状改换名称，增扩编制，出现多中心状况，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提出了诸多具体建议：建立与国际接轨的EMS（紧急医疗服务体系），将警察、消防、医疗等紧急呼救号码统一为一个号，要对EMS人员进行专业规范培训，普及“第一目击者”的急救知识…… 　　“邮编是100000，地址是国务院，收信人是温家宝总理”，李宗浩说，他就这样把信投进家门口的邮筒里。 　　两次“上书”都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明确批示。但中国急救体制改革依然是步履沉重。李宗浩说，他有时会禁不住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大意是中国的改革太难了，一张桌子从这间屋子移到那间屋子都是要流血的。 　　但他仍然不放弃，利用一切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2004年，他多次参加国家制定突发公共事件紧急救援预案框架指南的系列讨论，以专家身份反复强调：无论何种天灾人祸、突发事件，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人员伤亡。因此，医学救援的目的是挽救生命，减轻伤亡，不是诊 断治疗疾病。这也是民众评价政府对突发事件处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他的发言总是令参会者为之一振。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问李宗浩教授，几十年执著坚守，累不累？他淡淡一笑说，“谁说不累呢”？在一个小笔记本上，他曾随手“涂鸦”记下自己内心的思绪：“一匹奔驰的马，已累了，已乏了，夕阳西下，晚钟敲响，踏着归途，伴着晚霞，却迎接姗姗来迟的春光暮色。是苦是乐，是悲是喜，想要退却不能，想要消沉不能，想要自弃不能，想要逃避不能。” 　　他说，正是这四个“不能”，使他无论经受了怎样的磨难，都能在每天太阳升起后让阳光重新注满心胸。夫人金辉大夫（现任北京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中心主任）多年来一直默默支持着他，但有时看着他宁愿撞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的神情，也会心生不解：为什么他会这样执著？ 　　李宗浩说，“为什么？因为我真正理解了我所从事的事业”。 　　他对人类命运做过深沉思考：“天灾人祸不可避免，而且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会被愈来愈多不安的阴影笼罩，所谓人定胜天只是人类的一种美好愿望。”但他绝不因此悲观，“个体的生命在大自然的灾难面前不堪一击，但当人类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并充分应用现代科技而存在，就会变得强大。在灾害发生后如何把人的生命、财产损失减到最小，这是我们必须考虑、必须去做而且只要努力就可以做得到的”！ 　　这一思考贯穿了他的整个急救生涯。 　　出生于浙江湖州南浔的李宗浩早年于医学院校毕业后来到北京急救站成为一名急救医生。当时，“急救”还是医学领域中的一个“冷门”，但他已隐隐地预感到，随着社会的进步，它有朝一日定会成为一个为社会所需要的“热门”。他立志要把急救当做自己一生的事业去不懈追求。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来到美国夏威夷大学做访问学者，在那里，他系统学习了现代急救医学的知识和技能，“大救援”理念也由此根植于心。“城市化进程不可阻挡，美国遇到的问题也会出现在中国：城市扩张，人口集中，高楼林立，管线密布，邻里间不相往来……一旦突发意外，传统急救模式根本无法应对！”李宗浩说，现代救援一定是“急救社会化、结构网络化、抢救现场化、知识普及化”，一定是“大网络、小中心；大院外、小院内；大科技、小机构”。 　　李宗浩机敏干练、学习刻苦，他在美国的老师、世界“急救之父”彼得·沙法教授十分赏识他。在休斯敦时，身为“老外”的他曾被特批直接参与现场急救。在他数十年的急救生涯中曾留下诸多惊心动魄的闪光瞬间：曾代表素有欧洲“救命星辰”之称的德国航空救援总部，临危受命夜飞地中海西班牙小岛抢救一位88岁高龄猝死的老妇，成为这个航空救援总部成立15年来被授予荣誉会员的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名外籍人；曾因抢救日本圣心女子大学“三国之旅”的车祸伤员，并成功指挥了来自北京、香港、法国、美国的急救医生跨越国界的空中联合转运，将全部伤员安全送回日本，而受到亚洲紧急救援中心主席及日本有关方面的高度赞扬…… 　　作为一名急救医生，他说自己内心最难承受的就是耳闻目睹那些因救护不当而凋零或残缺的生命苦难。在写《第一目击者》时，他专门辟出一章写“唐山大地震”。“在写这章时，我的眼泪常常止不住地夺眶而出”，他说，最伤心的还不仅仅是看到死亡多少人，而是看到那么多本不该成为高位截瘫的患者那绝望的眼神……“如果当时处理搬运得当，他们本可以如你我一样与家人在一起健康幸福生活的”！ 　　值得反思的不仅仅是地震等自然灾害的救援，李宗浩说，城市急救网络是否有效运转，也直接牵系着百姓的幸与不幸。他举例：在美国，急救网络星罗棋布，餐厅、民航等公共场所的服务人员，上岗前必须取得CPR（心肺复苏技能）证书。美国两亿多人口，到2000年底已有7000多万人次接受规范的CPR培训。 　　这是他在美国亲历的场景：一个42岁的加州人在休斯敦的一家餐馆里突然倒下，现场“第一目击者”——服务员马上拨通“911”，救护车4分钟赶到。在这4分钟里，服务员先为患者实施基础急救，后又冷静而准确地实施心肺复苏，为随后的成功抢救赢得了宝贵时机。 　　“假如这个中年男人是倒在中国的某个餐馆里，结果会怎样呢？美国西雅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