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几乎所有的艾滋病防治重大决策提供技术支持，放弃了几乎所有的休假而忘我工作……过去20年间，作为防治管理与科研兼备型专家，邵一鸣博士以其广博的视野、超前的思维与一系列开创性的业绩，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 　　翻开邵一鸣博士的履历，几行文字吸引了记者的视线：他开创了我国HIV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查明了HIV传入国内的毒株种类及其传播路线；他建立了全国HIV耐药监测网，开辟了以世界第一个成功慢病毒疫苗原理为指导研制新型HIV疫苗的路线…… 　　他的同事说，邵一鸣是那种视事业为生命的人。很多时候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小睡一会儿，便又开始了工作。即使在被发现患了恶性肿瘤之后，工作起来依然夜以继日。 　　几天前的一个下午，记者走进邵一鸣的办公室。书桌上摆放着一摞摞厚厚的文件、资料和论文，以及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所书写的一份份提案。书柜顶上，放着他常在办公室过夜用的棉被。他脸上一如既往挂着谦和的微笑，对记者说，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还不错。 　　 参战在艾滋疫情初叩国门之时 　　学风严谨、勤奋敬业，几乎是所有认识邵一鸣的人对他的评价。而对他有更深了解的人知道，从小在青岛医学院校园长大的邵一鸣，从父辈知识分子身上继承了太多的东西。 　　从事病毒学研究，是邵一鸣所爱。由于父亲一直在医学院微生物教研室工作，邵一鸣自幼对生命奥秘的探索非常神往。而最终促成邵一鸣大学毕业后选择病毒学研究的，却是一个他在大学实习时护理过的白血病患儿。 　　邵一鸣至今记得那个5岁男孩可爱的模样。当时所有的人都极力想救下那个幼小的生命，但最后还是眼睁睁看着患儿被死神掳走。那一刻，邵一鸣心痛了，医生的无奈，加剧了他对医学探索的渴望。大学毕业时，他没有选择做临床医生，而报考了当时正在研究肿瘤病毒学的曾毅院士的研究生。 　　1983年1月，邵一鸣被顺利录取，来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后来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和现在的中国CDC）病毒学研究所，师从曾毅院士，开展肿瘤病毒课题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毅教授和北京协和医院王爱霞教授在输入进口血制品的血友病人和就诊外国游客中发现我国首例HIV感染者和艾滋病人。作为我国首个艾该病实验室的主要成员，邵一鸣积极参与了这些首发病例的诊断工作。之后他的论文方向便调整到艾滋病。在导师的指导下，他与同事一道，运用基因工程技术，研制出中国急需的HIV检测试剂供应全国，并系统地培训了全国HIV检测队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早期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回想当时的情形，邵一鸣感慨说，他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导师，一个很好的引路人，使他能在国家该领域的顶尖机构完成论文，受到创新的科学思维和严格技术操作的良好培养，并得以高起点地参加了国家科技攻关和国际重大课题的研究。 　　1987年，亚太地区第一届艾滋病战略会议召开。还是研究生的邵一鸣随卫生部的领导赴会，代表国家参与地区艾滋病预防控制战略的讨论而一展才华。1988年博士毕业不久的邵一鸣，就被调往日内瓦WHO（世界卫生组织）总部，成为WHO第一个艾滋病机构中全球最年轻的顾问，负责HIV基础研究工作。 　　在WHO总部，聚集了一批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与他们一道工作，邵一鸣的思维变得更为活跃。于是，这位年轻的顾问提出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利用各国的实验室建立全球HIV分离与鉴定网，追踪世界各地HIV1的变异，为掌控艾滋病在全球的流行趋势，为诊断试剂的更新换代和疫苗研究提供指导。该计划很快获得WHO的批准并由10个国际著名艾滋病实验室开始操作，现已发展到几十国参与的全球网络，成为国际艾滋病领域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在WHO工作期间，邵一鸣结识了世界许多著名的艾滋病专家。那段经历开阔了他的视野，也锻炼了他的规划与组织管理才能。 　　 报国只要国家一声召唤 　　 　　1989年是我国艾滋病流行史上的一个重要分界。这一年的10月，我国于云南边境的检测爆出惊人消息——吸毒人群中一下发现了14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由此，我国艾滋病流行从传入期进入到扩散期。从外来游客中发现首例艾滋病人仅仅过去4年，就于国民中查到了成批人感染，这促使国家艾滋病防治对策开始了全面调整。 　　两个月后，卫生部一位领导访问日内瓦，见到邵一鸣说，国内非常需要他，请他回国。邵一鸣闻听立即点头应允。 　　每月六七千美元的高薪与外交官的待遇，为许多人所梦寐以求。而邵一鸣的轻易放弃，令很多人大惑不解。 　　“你神经有问题吗？”有朋友甚至这样问他。 WHO方面极力挽留他，几个国家的实验室也都向邵一鸣发出邀请，而他执意回国。他说：“我的祖国发生了艾滋病重大疫情，国家急需用人，我必须回去！” 　　1990年1月，邵一鸣回到国内。当时，月薪变成了几百元人民币，住房仅是单位宿舍。而他一头扎入工作，心中依然是激情一片。他说：“国家需要一个人，对这个人是多么大的幸事！” 　　回国第一周，他就深入云南边境，与云南各级防疫系统的同事开始了长达5年的HIV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跟踪研究。查明了我国第一个艾滋病流行区的HIV毒株来源、种类、基因型和生物学表型，并对其变异规律和流行趋势作出了预测。这一出色的工作获得卫生部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也为后来的全国HIV分子流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邵一鸣回忆说，当年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坐不起飞机就走公路；住不起旅馆就把防疫站仓库打扫出一角当宿舍；没有无菌室就用塑料布把房间封死，再用土制甲醛蒸气，薰得工作人员每10分钟就得出来换换气。大家白天在寨子里挨户调查采样，晚上回站上做实验到凌晨，却没有一个人叫苦。 　　令邵一鸣记忆犹新的是，为了深入调查，他们一行人曾走过抗日时建立的上千公里老旧缅甸公路。漫长的旅途是在马英和司机小冯的独唱、重唱和大家的合唱中度过的，那次，他们翻过了无数的大山，跨过了红水河、怒江、澜沧江……他告诉记者，马英是云南省防疫站艾滋病科科长，很优秀的藏族女同志，对发现我国第一个艾滋病流行区做出过重要贡献。后因患癌症，不幸过早地离开我们。他深情地说，“中国艾滋病防治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绝不能忘记像马英医生这样的一大批不畏艰辛、克尽职守、无私奉献的疾控人，他们无愧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脊梁。”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艾滋病防治形势十分严峻，中央政府决定组建国家级专业防治机构。作为筹备小组成员，邵一鸣为卫生部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建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作为该中心的副主任，他又受命组建国家艾滋病参比实验室，指导全国该领域技术工作。他充分发挥多学科专家的智慧，结合我国国情规划建立了我国独特的五级艾滋病检测实验室网络和两级质量监督管理体系。历经多年不懈努力，一个多部门系统的HIV实验室网络逐渐织就。以国家艾滋病参比实验室为核心，省级和部门中心实验室为支柱，按照国家HIV检测工作规范对各级实验室进行统一的审批和奖罚分明的质量考评。正是基于这一奠基性的工作，我国艾滋病诊断的准确性得以保证，实验室得到了健康的发展，由几百个发展到上千个、再到今天的3800多个。 　　1995年，艾滋病流行在我国进入了快速增长期，3种传播途径的感染全部发生。邵一鸣及时建议卫生部，运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手段确定全国艾滋病病毒流行毒株的种类、传入来源、分布区域及其分布人群，进而测算其流行时间和传播路线。 　　在这场大规模调研中，全国卫生防疫系统的专业力量都被组织了起来，连年攻关。邵一鸣既担任技术总策划、总指挥，又是一名具体工作者。在那段日子里，邵一鸣和他的同事可谓连班工作，不舍昼夜，从而查明了于我国流行的艾滋病病毒有两个类型共8种亚型，绘出了境内流行毒株种类地区分布图及入境后的传播路线，鉴别出了各人群所感染病毒的传入与流行时间，还于国际上首次报告了B＇/C重组病毒及其流行趋势。此项调研，开创了我国艾滋病病毒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领域，也使得中国在国际艾滋病研究领域有了一席之地。 　　1997年，邵一鸣领导的中国实验室，被邀加入了全球艾滋病病毒分离与鉴定网。 　　 谋事尽显大智大勇 　　 2005年10月24日，邵一鸣教授在美国华盛顿接受“爱心基金会 ”颁发的防治艾滋病“爱心杰出科学贡献奖”。图为邵一鸣（中）与“爱心基金会”会长翁永凯博士（左一）、著名演员濮存昕先生（左二）、香港“智行基金会”的创办人杜聪先生（右二）、中国驻美大使馆总领事邱学军先生（右一）合影。 　　艾滋病是一种新的传染病，每一流行阶段国家需要采取怎样的防治对策，离不开专家做技术参谋。特别是在近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报告数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国际上哪些措施需要学习借鉴，哪些于国情不宜？作为国家“智囊团”成员，需要有科学判断力，也需要有承担责任的勇气。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实行新的血液筛查策略，即在HIV抗体筛查过后增加抗原检测，以减少病毒感染早期抗体不显现的“窗口期”问题。当时，国内暴露出采供血途径感染问题不久，正在从严治血。对于美国这一新策略，要不要仿效？卫生部领导要求明确的建议。邵一鸣主张不可，并专门提交报告，并附上了精确的计算及对血液筛查现状的分析。他明确指出，加测抗原仅能将“窗口期”从6周减少至4周，而国家每年需增加的是几亿元的经费投入。如将资源投到当时敏感性不高的第二代抗体检测试剂，将其质量提高到国际上已在使用的第三代抗体检测试剂水平，所堵的漏洞就不是少量的“窗口期”人群，而是社会的大人群。该建议被卫生部采纳。后来的事实说明，我国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有没有想过假如后来因此出了问题要承担责任？”面对记者的提问，邵一鸣正色说：“艾滋病防治需要科学决策。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是专家的一种神圣的职责。这中间怎么能考虑个人！” 　　扎实的调研，严谨的科学方法和忠于数据的客观态度使邵一鸣成为卫生部赖以信任的专家。1998年由他牵头计算出的2010年国家艾滋病控制目标被国家列入我国防治艾滋病中长期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