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天，列别德夫在日记中写道：“5个月的飞行，我们不再感觉到时间的流逝。现在确定时间更加困难。我开始计算天数。以前我从没这么干过。我认为，我们的疲惫感之所以会与日俱增，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兴趣在不断减弱。现在我甚至不愿意通过舷窗向外看。” 　　列别德夫表示，任务中心提出的问题让他很恼火，甚至那些人只问“你感觉怎么样”也会让他感觉非常生气。他开始跟空间站上的唯一一名伙伴闹矛盾，有时这两个人会彼此不说话。他的睡眠模式变得很混乱。 　　如果前往距离地球只有数百英里的太空飞行就如此难以让人承受，宇航员又该如何前往火星等更远的星球呢？因为在这些地方一旦事情变得超出人们的承受范围，宇航员根本没有选择返回地球的自由。 　　现在心理学家希望在宇航员进行更远距离的飞行前，努力找出控制上述问题的方法。美国宇航局心理学家马克·舍帕尼克说：“你处在很大的压力情况下，就会产生沮丧心理。你身处一个陌生环境，你担心辐射问题，你处在失重状态中。它们对你的身体不利，对健康不利，对你的免疫系统也不利。”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彼得·苏迪菲尔德出席了14日的美国心理学会会议，他说：“远征队员前往火星的环境将跟现在始终与我们的“地球家园”保持联系的相对比较舒服的太空(或极地、深海)环境有很大不同。地球距离火星非常遥远，大部分时间宇航员都看不到地球的影子，甚至也没有非常简单快速的通讯方式。机组成员将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面对新的身心挑战。”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学家詹姆斯·卡特正在开发一种被称作“虚拟空间站”的互动电脑程序。卡特的科研组在13名已经参与长期飞行任务的美国宇航员的帮助下，正在设计这个程序。一旦有了该程序，如果宇航员遭受抑郁或焦虑的折磨，抑或与机组成员发生冲突，她或他就可以借助电脑进行治疗。 　　卡特和他的同事说，他们设计这个程序的目的是，如果宇航员陷入麻烦中，他们可以在没有控制中心过问的情况下，通过该程序获得帮助。宇航员都清楚医学问题可导致他们丢掉工作，因为他们一般都不愿上报自己出现的情况。舍帕尼克说：“这跟心理急救是类似的。”他表示，航天军医现在都会严守宇航员的私人问题，只有这样宇航员才敢向他们寻求帮助，不必担心任何后果。 　　从积极方面来说，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已经在报告中说，他们进行长期飞行时，开始感觉空间站上的服务舱就像家一样。他们用旗帜和照片装饰墙壁，只要补给船到达，他们都会收到礼物。而且他们还能经常与家人进行私人视频联系。2007年，当宇航员丹·塔尼在飞行期间获知他母亲在车祸中不幸去世后，他照样能完成那项任务。稍后他说，艰苦的工作和机组成员的支持是治愈伤痛的好办法。 　　美国宇航局表示，甚至在“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后，空间站上的宇航员依然表现良好。因为缺少航天飞机给他们带去充足的补给，搭乘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前往空间站的宇航员从3名减少到2名。但是航空军医表示，宇航员更加频繁地与地面联系，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让任务控制中心变成额外的机组成员。 　　火星飞行期间，在上述所说的各种选择中，可能有一些宇航员无法做到。这是因为火星与地球离得非常远，无线电即使以光速传播，从火星到达地球也需要几分钟，因此宇航员在火星上不可能与地球上的人进行反复对话。苏迪菲尔德写道，往返火星的飞行任务“将以空虚无聊的时间为特征，只是中间会进行一些非常艰辛且强度很大的工作；机组成员将被困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进行两次长途航行；熟悉的地球家园将渐渐离远，通讯不断变慢，有时甚至会中断；到处充满风险，想在发生紧急事件时获得外援根本不可能。” 　　舍帕尼克同意苏迪菲尔德的观点，他也认为前往火星的飞行任务存在很大风险。“即使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但是一旦发生，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他们表示，列别德夫开始讨厌透过窗户看地球的前几天，医生就已经了解了这种情况。舍帕尼克说：“最好的结果是你从没听说过任何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