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瓶200毫升的氟康唑出厂价只要4元，在卫生系统招标中能涨到25元，卖到病人手里更是一路狂涨到76元。 　　作为政协委员的高春芳，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公布了他对药品暴利的调查结果。高同时还是解放军一五○医院的院长，他告诉记者：“近几年，群众普遍反映看病费用增长过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涨在药价上。”据统计显示，看病费用十年间平均上涨了14%。 　　药价暴涨：机制不健全与各方利益合谋 　　为什么出厂价只要几元钱的药到老百姓手里就要翻几十倍？高春芳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分析了大量的数据，试图找到一份药价上涨的路线图。 　　从他收集到的数据看，部分药品的实际出厂价并不高，药厂获取利润属于正常，但由于物价部门的定价、核价机制存在不科学、不合理的因素，公布的药品零售价是出厂价的数十倍，使药品在流通和销售渠道中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此外，有的药品生产企业，在向物价部门申报出厂价时虚报生产成本，把庞大的促销队伍的开支、回扣、提成以及药品的广告费、宣传费等都打入药品成本，提高出厂价，增大实际售价和批发价之间的差额，给自己和批发商留出较大的“让利空间”。 　　一方面物价部门难以掌握和控制药品生产过程，对药品缺乏有效的监控机制；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局部利益，也愿意将药品价格定得高一些。机制不健全与各方利益不谋而合，导致了部分药品出厂价格定得过高。 　　另外，药品流通环节过多，流通费用增高，经营者为牟取暴利，往往以牺牲患者的利益为代价，在流通过程中大做文章，层层加价，以相当于成本数十倍的价格向医院售药，进而导致相当一部分药品的中标价和零售价居高不下。 　　在调查中，也有医药代表向记者透露药品暴涨的“线路图”，据其透露：药品从医药代表手里至少要经过四道“涨价”门槛，才能到达患者的手里。 　　第一关是入院买路费。药品要进入医院，医药代表需给相关“实权人士”交数目可观的“买路钱”。如果是进入地市级医院，专科主任和药剂科主任的打点费用一般需要3000-5000元。如果是北京等大城市的大型医院，打点费用有时甚至要达到送房子和车的规格。 　　第二关是医生处方费。药品进入医院并非高枕无忧了，没有回扣，医生照样不开处方。据了解，单科室药物给医生的回扣率在零售价的15%左右，大品种药品则在35%以上，最高达50%。基本上医药代表必须按照每个医生药物处方开具量定期现金兑付回扣。除此以外，各制药厂还要承担各科室和个人举办学术活动和出国旅游及娱乐赞助等费用。 　　第三关是销售维持费。除医院外，药品另一个重要的销售渠道是零售药店。药店销售产品自然有选择，同类产品很多，可以销你的，也可以销别人的，关键看你如何“进贡”。药店要求的毛利率为40%左右，进入药店后是由店员向消费者推荐产品，因此也需要向药店提供5%左右的“销售维持费”。 　　第四关是招标公关费。全国实行药品招标后，药品要进入一个地区必须通过大型招标。要通过招标，则必须“公关”打通招标评审委员会和卫生主管部门。尽管已经有多种保障招标公开、公正、公平的措施出台，但黑洞仍然很多。如要招标成功，一个小品种在欠发达地区投入的公关费用也需要3万-5万元，大品种在发达地区投标的公关投入则是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 　　药价虚高为何困局难破 　　目前，我国医药生产、流通领域存在着“多、小、散、乱、低”现象，药品生产和流通企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了企业间的恶性竞争，高定价、高折扣已成为推销药品的主要手段。如医药购销中存在的回扣、提成、“公关”、促销等不正之风已经蔓延到药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 　　据了解，针对药价虚高的现象，国家发改委希望通过药品降价的方式来解决。据统计，自政府恢复对部分药品价格实行管制以来，已经进行了17次药品降价，截至目前，已经制定、调整了国家医保目录的1000多种药品最高零售价。但由于流通环节的繁琐和暗箱操作等原因，药品价格依然很高，实际药价与患者的期望值仍然具有较大差异。 　　“虚高定价是厂商、销售商及地方保护主义作怪的结果，治疗这一顽症首先要完善价格管理体制。”高春芳认为，针对目前药品定价、核价中不科学、不合理的现状，建议应由国家主管部门牵头，成立由药学专家、经济学专家、临床专家等组成的药品定价委员会专门负责国家药品价格制定。 　　针对广大患者的常用药、抢救用药等主要和重要药品，高春芳指出，要通过召开听证会、运用电子交易平台等措施公开听取各方意见和进行招标采购，增强药品定价的透明度。高春芳还建议，应该重新构筑药品流通体系，减少或取消中间销售环节，让药品生产企业和医疗机构直接达成交易，降低因流通环节过多而产生的费用。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秘书长王锦霞对药价虚高也提出自己的观点，她认为：“药品高价格只是表象，体制、机制才是根源。”王锦霞指出，单靠主管部门的政策性降价，很容易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怪圈里去。只有改革现有的以药养医的体制，做到医、药分家，才是解决药价虚高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