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浙江网10月27日电 昨天下午5时，上塘路一家保健食品小店。 　　“你不要这么欺负人！”戴珍珠项链的老板娘站在柜台后面，带着哭腔声嘶力竭地大骂一个中年男人。 　　男人身穿红衣，有些秃顶，只是笑笑，站着不动。他指着一瓶“增肥丸”：“你们看，没有批号的，是假药。” 　　一旁，杭州市药监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填写笔录：现场检查时，该店无法出示《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他们表示，按照《食品安全管理办法》，要扣押店里柜台内的药物，再做进一步调查。 　　红衣男人叫高敬德，辽宁籍，2003年在上海工作生活。他说自己在医药界干了15年，做采购经理年薪曾有20万元，“我有脂肪肝，2004年，听人介绍买了一种所谓的特效药，吃了恶心呕吐，为了维权我去举报，上海市药监局奖励我5000元。” 　　然而，他工作的公司却由此辞退了他。 　　从此，他开始了3年的职业药品打假生涯：每到一个城市，先暗访药店取证，再联系当地药监局和媒体；有些举报的违法经营，金额超过5万元，甚至进入了司法阶段，成了刑事案件。 　　打假3年，高敬德每年都要来几次杭州。最近这一个月在杭州的蹲点，他瞄准了中山中路、上塘路一带的保健食品店。收集证据后，他就到药监局举报，顺便在那里打电话联系媒体。 　　高敬德早就把圈子里的人都得罪光了，同行们不再和他联系，被药店老板开骂更是稀松平常——他曾被人套进麻袋暴打，玻璃窗被人砸碎，小舅子也被人打破头。 　　父母临终前，恳求他别再打假，他想起这些，有时会在被窝里流泪。 　　“杭州有些药店专门备了我的照片。”他翻开包里的厚厚一叠各地报纸，“看，都是对我的整版采访。” 　　他左手小拇指金光闪闪，我问，是不是结婚戒指？“老婆……前年离婚了。”执著而落魄的他，现在外出都留宿于公共澡堂。 　　“算上这次，我举报了219起。干完今年，我就不再干了。”高敬德说，打假这3年，他花了14万，奖金一共得到4万，有点吃不消了，“很多人都问我值不值得，可我认为，我做的是好事，是对的，所以我就要做下去。” 　　记者手记 　　采访回来，同行的摄影记者王一摇头说，好难过。 　　我有同感。高敬德所做的，是好事；他打假劲头很足，但“传染”给旁人的，却有一点失落的灰色情绪。 　　他的手机其实是“传呼机”——从不接电话，我们打给他，他肯定挂掉，然后用药监局的座机打回来； 　　但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说，哪条路上哪家店也在卖假药，他还要去举报…… 　　他执著到有些偏执，医药打假让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游离于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在他这个年纪，哪个男人会天天睡在公共澡堂？ 　　高敬德说，他不是打假英雄王海，他说自己做的是“实在事”；他就是想把制假药卖假药的人绳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