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在北京，有这样一群人，为了数百元至上万元的收入，他们常年口服、注射那些他们原本并不需要的药物，做上市前的安全测试。他们是职业试药人。 北京有几十家医院经常试药，而职业试药者的数量，有人说有数千，有人说上万。其中，在校大学生是试药的主力军。目前，法律对该群体的保障相对较弱。 张可掀起衣袖，肘弯处密密麻麻的都是针眼。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吸毒。其实，他只是一个职业试药者。 在北京初秋的太阳光下，张可在轻轻地发抖。“身体检查不出问题，就是虚。” 张可今年19岁，职业试药已有一年半。 据统计，中国每年有800多种新药上市。这些药在小白鼠身上进行毒性试验后，下一步便要在张可这样的健康受试者身上试验其安全性。之后，才在病人身上试验疗效。行内人称，职业试药者至少有数千人。 张可自嘲道，他也是一只“小白鼠”。他之所以愿意做，是因为每试一次药，都有数百直至上万元的酬劳可以拿。这是他的惟一收入来源。 假学生参加试药 试药时张可不但隐瞒自己嗜好烟酒，他的学生证也是花了200元托人办的，使用假证试药在业内已不是秘密。 9月12日上午7时，海淀区花园北路某医院门诊部2楼的走廊里，张可笑着对同伴说，“今天要试的药是治男性性功能的。” 任欣听到张可的话，扭过头，“你还真别说，我最近发现自己真有点不中，老婆很生气。”任欣是河南人，30来岁，自幼习武，两年前和妻子来北京做试药人。 过了8点，医生开始为入选应征者体检。院方只想要大学生，任欣面相较老，又拿不出学生证当即被淘汰。 在一名女医生面前，放着一大摞《知情通知书》。获得体检资格的人，大多看都不看，直接在《知情通知书》上签名。 试药者必须签署《知情通知书》，其出自《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该规范自2003年开始实施，目的就是保护试药者的知情权，也标明了院方的法律责任。 但张可却并不认为这份《知情通知书》有什么作用，每次几乎都不看，他说，“想做试药的人很多，你不做，马上有人顶。” 北京有几十家医院经常试药，而职业试药者有人说有数千人，也有人说有上万人。 “你抽烟吗？”医生问张可。 “不吸。”张可不自觉地握紧双手，他的右手手指发黄。 “喝酒吗？” “不喝，一点都不喝……” 事实上，张可好烟酒，在朋友中是出了名的。特别是在网吧，他是一根接一根地吸。上完网，通常他会喝上两瓶啤酒，再蒙头大睡。 “你们不要隐瞒，要对自己负责。”医生边说话，边在张可体检表上各项生活习惯后画着对勾。 事实上，张可不但隐瞒了自己嗜好烟酒，他那张紫红色封皮的学生证，也是花了200元托人办的，因为在校大学生容易获得试药机会。用假身份证、假学生证参加试药，在行内已不是秘密。 量完血压后，张可去做心电图。等了十来分钟，快轮到他时，一个男医生扶着一个20岁模样的男孩走了进来。 “借光，借光，这人情况比较紧急。”医生向大家频频点头示意。 “他也是试药的，抗抑郁症的，现在身体反应太激烈了，需要观察。”医生说。 等待做心电图的试药者都看着这男孩，说不出话。 “带头大哥”控制北京试药信息？ 据说，北京试药业是由五六个大中介掌握试药信息，他们收取医院的报酬，同时试药者也要交付一定费用给他们。 张可原本是来北京创业的，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他成为一名职业试药者。 两年前，张可从高一退学，带了一万多元，离开浙江桐庐来到北京，和一些同龄人筹办快递公司。不到半个月，公司关张。迷惘中，张可迷上了网吧。期间，一名网友介绍他走上了试药路。 自从认识文飞后，张可才知道，试药业原来是由不同等级的中介组成的一个网状形态。 文飞是一名中介。他打个电话，就能喊来十几个试药者。毕业于北京一所二流大学的他做试药中介已近两年。他自称自己只能算中介链中的低端。 文飞说，在他上面还有“带头大哥”，也就是试药业的大中介。这些“带头大哥”在多家医院拿下试药代理权后，向文飞这样的小弟，发布试药信息，再由文飞等小中介负责找人。 文飞和其他试药者一致透露，北京试药行业是由五六个这样的“带头大哥”组织而成。经常接近这些“带头大哥”的文飞说，“一般的三甲医院，没有10万元以上的活动费用，是不行的。” “医院一般不许大中介向下线索要中介费。”文飞说，因为医院会给大中介报酬，每找来一试药者，“带头大哥”可获得数十元。 而事实上，除了医院支付的报酬，“带头大哥”还会向文飞这类的小中介收钱。文飞在向试药者提供信息后，一般收取试药报酬20%的费用，并将其中一半上交给“带头大哥”。 “但我自己试药就可以不用支付给任何报酬了。”文飞一边做着中介，一边自己也进行试药。 张可是文飞下面的小弟。张可试药久了，也以此方法向其他刚入门的同行介绍信息，并抽取20%的报酬。于是，试药链的环节就这样一节节地形成了。 但北京医院方面否认试药信息是通过中介发布。 9月12日，记者根据张可提供的信息，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的某医院，以试药人的身份，参加了一次体检。 在体检之前，张可低声告诉记者，医院会询问是否经中介介绍而来，“你就说，是同学在附近学医，对你透露的。否则就会失去试药机会。” 当记者向该医院一位试药现场负责人询问此事时，他说，该试验室拒绝中介发布试药信息，但对于试药信息如何披露，这位负责人不做说明。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将信息委托给了大中介。像协和医院的试药招人，便是由医院工作人员直接与每个试药人联系，杜绝了中介赖以敛财的可能。 文飞说，但这样的医院，目前少之又少。 试药业的灰色江湖 在体检情况差不多的情况下，“带头大哥”可以代医院决定试药者人选，出现试药纠纷时他们还会用武力摆平。 文飞的“带头大哥”姓张，掌握着北京多家医院的试药信息。 对于这些“带头大哥”所具有的能量，记者接触到的试药者都这样描述：在体检情况差不多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代医院决定试药者人选。 “如果没有中介，你自己即使知道试药信息，体检通过了，大多时候还是进不去。”试药者顾某说。 在这些“带头大哥”之间有着不成文的协定，一家医院通常由一名“带头大哥”负责。而文飞等小中介在不侵害自己上线“大哥”的利益时，可以为其他“大哥”找人试药。 去年冬天，文飞因经验不足而踩了界。他找到两人去试药。但他们告知已答应去另一个“大哥”负责的医院进行试药。文飞便承诺少收他们的回扣，将两人留下。 没过几天，文飞接到恐吓电话。并在之后的一个黄昏，一群男青年于路边拦下文飞，对他拳打脚踢。当文飞抄起一块砖头后，对方才散去。 最近的一场冲突更在行内引起轩然大波。8月，海淀区某知名大学医学部附属的实验室内，几名试药者发现自己交了20%的中介费，而其他人只交10%，就找介绍自己的试药者去理论。 发生争执后，试药者殴打了中介。被殴的中介又联系“带头大哥”，报复了那几个试药者。此后这样的报复性殴斗又各轮番进行了一次。 那天，在实验室里共发生了四次殴斗。试药者们有的被打伤，有的被打跑。结果，医院只好停止试药工作，并与之前合作的“带头大哥”解除了合作关系。 这家医院试药机会很多，文飞说，他的“大哥”张某就想和这家医院有业务联系，但生怕和退出的那位大哥起冲突，所以一直没有进展。 “这些药里有我的贡献” 凡是心脑血管和癌症类的药物，副作用最大，酬劳也最高，有时可拿到1万多元报酬，最便宜的则只有300元。 自己究竟试了多少次药，张可也不记得了。试药的副作用，在他的回忆中，就是头晕和恶心。张可说，“头就像大了一圈，想东西想不起来，想问题越想越乱。” “还有就是恶心，”张可说，医院配的专用餐吃下去，就像一只猫在胃里，又像一块石头一样窝在里面不消化。 在北京市各大医院进行临床试验的新药，都必须通过药监部门的药检，其疗效和安全性都超过了80%。但试药毕竟是个危险的行当。张可常常梦见在惨白的病房中接受抢救，惊醒后，是一阵接一阵的心悸。 今年年初，张可试了一种胃药。当时，一个病房的人服药后都上吐下泄，胃部剧痛和痉挛，他们在床上缩成一团。 “医生说这个很正常，为了拿到试验数据，我们还得继续服药，吃饭。不能退出，退出的话，医院想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太不划算。” 入行比张可早的文飞经历了更恐怖的试药体验。前几个月，他在海淀区某医院试验一种降血压药。当针剂打入体内后，11个健康受试者的低压很快降到50左右，4个马上被抬去抢救，剩下的留待观察。 行内都知道，凡是心脑血管和癌症类的药物，副作用最大，酬劳也最高。有时候，住院试药半个月，就可以拿到1万多元。也有最便宜的，打一针，十分种内看一下皮肤的反应，给你300元。 有的“大活儿”钱再多，张可一般也不敢去接，“我才19岁，还没结婚，我要为以后考虑。” 文飞也有自己的原则，每次试药时，他都会认真看知情书，只要副作用伤害大脑和性功能的，他坚决不做。 今年三四月份，文飞有个试药机会：利用微创技术，将一块芯片放入胃部检测数据，一个星期给一万多元。“我马上就说不干，我身体是父母给的，不能这样折腾。” 试药久了，文飞对如何了解药的毒性大小有了自己的心得。他设计一套公式来计算毒性指数，“用酬劳除以天数，得出的数字越大，风险也越大。” 从张可试药之后，他每次去药店都会有种奇异的感觉。“我看到一个柜台的药，就会想这些药要多少人试，眼前会出现密密麻麻的人，一间又一间的病房。这些药里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