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迟宝荣从医41年，目前仍活跃在临床一线，这让她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真实状况。“看病贵比看病难更让老百姓不堪重负。”她举例说，一瓶200ml氟康唑出厂价只有4元，药品招标中能涨到25元，而卖到病人手中涨到了78元，一路涨价近20倍。（9月18日《中国经济时报》） 　　在整个医疗产业链里，有两个交易关系：一个是医院与药企之间的交易关系，这种交易关系发生在整个医疗产业内部；另一个是医院与患者之间的交易，这种交易发生在医疗产业外部。两种交易关系所涉及的利益分配机制错综复杂：虽然医疗服务过程仅涉及到医院和患者两个主体，但其最终利益在医院、药企和患者三者之间分配。 　　药企的价值和医院的服务价值，最终须通过医院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来实现。这样，药企和医院在交易过程中，为各自利益最大化，不可避免地走向合作共谋，而这必然损害患者利益。理论上，药企和医院之间的交易可以通过最终使用者———患者的监督和控制来加以解决。但问题是，医疗服务体系价值实现所特有的技术专用性，决定了医院和患者之间存在天然的信息不对称，患者很难对药企和医院之间的交易行为施加有效的监控。 　　患者无法有效监控，药企和医院因利益最大化而合作共谋，这种条件下，药品在价格决定机制上就不可避免地扭曲，并最终损害患者权益。一种药品在不同的企业之间，定价相差数倍的现象，是这种定价机制扭曲的突出表现。因此，如何设计药品定价机制，如何纠正因约束机制缺乏而造成的扭曲的交易关系，并建立一种长效的外部补偿和制约机制，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因此，药品定价机制的建设必须以利益分割为基础，以技术性监管为动力。必须加强医疗服务过程的标准化努力，通过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和措施强化对医疗服务人员的行为约束；其次是增强患者的选择性；最后，社会要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发挥特殊作用，通过提供信息和救助以增强患者个体的认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