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制日报报道，以“武”相见的医疗纠纷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在全国各地，有专家称，越来越多的医疗纠纷有向刑事案件演变的趋势。 　　业内人士多方诊断发现，出现这种新动向的原因是，“现行法律法规不利于医疗纠纷的解决”。医疗行为具有特殊性，法律应当有体现其特殊性的规范。 　　记者了解到，受卫生部委托，中国医院协会已形成了《医疗争议处理法(草案建议稿)》。草案建议稿考虑了医疗行为特殊性等客观因素，剔除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将医疗事故鉴定调整为医疗过错鉴定。 　　对医疗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草案建议稿也作了具体规定。新规定将使赔偿的数额大幅超过《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数额，其中将可能包括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近日，全国各地的有关专家在广东省研讨了“医疗法制及医政管理”的问题，会上，专家们对医疗纠纷的解决，提出了许多对策。 　　对策 　　为医疗行为立法并体现其特殊性 　　成立第三方主导的民间仲裁机构 　　大力惩治违法行为加强行业自律 　　法制网记者 邓新建 　　急诊、门诊大厅变成了灵堂；导医咨询台上放着死者的遗像；大厅收费处、发药处、抢救室等地方，不少人正在点香火、烧纸钱，乌黑的浓烟从大厅内向四周蔓延。 　　一群人冲进急诊室，砸抢抢救病人的监护仪等设备。医院工作人员上前阻拦，却遭到这群人的拳打脚踢。另一伙人手拿点着的纸钱冲入医院其他科室，还有人跑到住院部将两部电梯封锁住。“我们的亲人死了，完全是医院的责任，今天要给一个说法！”一些人在人群中大叫着。 　　纠纷不断升级。有人冲进手术室围堵正在做手术的医生，门诊、急诊和手术室被迫关闭，门诊观察室内的十多名病人被迫撤离。医院一下子陷入瘫痪状态。 　　据了解，这场纠纷是因为一名41岁的农妇身患癌症死亡而引起的。接到报警后，警方派了近一百名民警，花了将近三个小时才暂时平息了这场纠纷。纠纷导致5名医护人员受伤，部分设备受损。而死者的丈夫杨某说：“这件事一天没结果，就一天不罢休。我准备把人抬到门诊大厅，直到闹出个结果来。” 　　7月22日发生在江苏省高淳县人民医院的这起事件，再一次印证了近日在广东省召开的、有全国各地相关专家参加的“医疗法制及医政管理”讲座上提出的一个观点：我国医疗纠纷发生率逐年增多，出现了恶意巨额索赔、暴力索赔以及医疗纠纷刑事化的趋势。 　　最新动向 　　医疗纠纷引发刑事案件增多 　　据参加“讲座”的南京医院协会会长何忠正介绍，从2004年开始，南京各大医院的医患纠纷猛增，很多都演变成病人冲砸医院、封医院大门、殴打医务人员等恶性事件。大医院一年的纠纷往往都在百起以上。 　　而“医生戴钢盔上班”事件，更是让人们看到了医患关系的“剑拔弩张”。 　　去年12月，在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某医院，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场景：“白衣天使”头上没有戴我们司空见惯的白帽子，取而代之的是冰冷坚硬的钢盔，有的医生身上还穿上了防弹衣。院长告诉记者，一病人意外死亡，其家属纠集上百人冲击医院。院方无奈，只得向员工发放头盔及棒球棍自卫。 　　龙岗区卫生局有关负责人称，仅去年最后两个月，该区就连续发生了13宗因医患纠纷引发的群体暴力事件。今年元旦春节期间，又发生7宗医患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而且，医患纠纷引发的群体事件还在呈上升趋势。 　　据上海市60家医院的统计，2006年，因医患纠纷而引发的殴打医务人员事件49起，因医患纠纷解决不善陈尸医院的有25起。 　　而前不久发生的“湖南省益阳市人民医院涉嫌邀人打死讨说法病人家属”事件，也似乎预示着这样一种现象：医患冲突日益增多不断升级，有激化为刑事案件的趋势。 　　今年6月18日晚，70岁的刘跃彩因病抢救无效，死在益阳市人民医院。因怀疑是医疗事故，在向院方讨要说法过程中，其女婿朱新民被人击中头部，于次日凌晨死亡。 　　出事当天，当地政府组织纪委、监察及公安等部门介入。当时在现场的益阳市人民医院院长助理、车伤科科长因涉嫌故意伤人被刑拘。当地一名官员说，这起因医患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与院方组织社会人员直接参与处理医疗纠纷有关。 　　专家诊断 　　现行法律法规不利解决矛盾 　　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现行法律法规不利于医患纠纷的解决”。 长期从事医疗法制研究的李惠娟教授分析说。 　　据卫生部课题组调查论证，目前医疗纠纷出现了司法“二元化”：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1月6日下发了《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规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 　　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人身损害赔偿的赔偿项目及其标准作出了新的规定。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相比，其项目较多、标准高，如果以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为由提起医疗纠纷诉讼，并要求按照民法通则以及上述司法解释赔偿，就可以拿到比《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高得多的赔偿。 　　业内人士为医疗纠纷出现司法“二元化”产生的后果“做”了一张“示意图”：亲人就医时死亡，家属认为医院救治不当造成“医疗事故”，要求赔偿；医院则认为不存在不当操作。当地医学会出具的鉴定结论往往是“不构成医疗事故”，但承认院方“有一定过错”。患者家属不服，请求司法鉴定。这时，他很可能得到一份完全相反的结论。官司打到法院，法官犯了难，该信哪个？官司一拖几年、十几年。医患双方身心俱疲，司法公信力遭到质疑。于是，患者一方便不再相信法律，认为“只有闹才能有结果”，多闹多得，拳头里面出效益。有些病人甚至从社会上请来闲杂人员聚众闹事，以致出现了“医闹”这一特殊队伍。而医院一方，则大多是两种态度：采取“妥协”政策，“一闹就赔钱”，结果助长了“医闹”气焰；找来社会人员帮助“维持秩序”，导致医患冲突升级，甚至演变为刑事案件。 　　专家们发现，这种现象与对医疗事故概念的理解分歧有很大关系。在审理医疗诉讼案件时，各级法院普遍认为“医疗事故”是个行政概念，医疗事故的概念未包括全部的医疗民事侵权范围。医疗纠纷处理的法律适用存在双轨制，一方面是行政法规，另一方面是基本法律，无论是程序还是实体，都存在两个系列，有时是一致的，有时是对立的，有人从中受益，也有人因此受害，而最终是使社会受损。 　　“南京各大医院发生的医患纠纷，通过正规途径解决的很少，90%以上以‘武’相见。”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黄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患者不愿意通过行政裁决或是法院诉讼等正规渠道解决的原因是，这两种方式都是以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为依据，老百姓认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有“部门保护主义”。此外就是诉讼时间长、诉讼成本高等问题，不利于对医疗纠纷的解决。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规定，医疗事故的处理程序包括医患双方自行协商、卫生行政机关处理和调解以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黄峻认为，这一现行处置医疗纠纷的条例出发点很好，但在解决医疗纠纷具体问题时，因为医患双方有着明显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很难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良好的愿望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越来越变味，医患冲突越来越直接，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影响正常的医疗环境。而因为有医患协商解决纠纷这一条例，又造成公安、司法机构介入困难，医患矛盾为此愈演愈烈。 　　对策之一 　　专门立法并体现医疗行为特殊性 　　“现在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逐渐被架空的趋势，说明它已经不能适应司法审判的需要了。”业内人士指出。 　　许多专家认为，医疗行为具有特殊性，法律应当有体现其特殊性的规范。这种特殊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医疗机构必须用极少的医疗资源承担全社会人的健康保障，没有选择患者的权利，同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公益性义务。从公平性说，法律规定应当体现其特殊性。 　　医疗行为具有复杂性、不可预见性、不可控制性和高风险性，法律不能将医疗技术的高风险转嫁给医疗机构承担，在医疗损害赔偿上应当考虑患者自身体质因素的特殊性。 　　医疗过错是基于过失行为产生，不具有主观故意，不能等同于一般人身损害，医疗纠纷的赔偿应当适用特殊的赔偿标准，这样才能体现法律对医学发展和医疗特殊行业的政策，才符合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记者了解到，受卫生部委托，中国医院协会已成立了《关于〈实施医疗管理条例〉和〈医疗事故鉴定暂行办法〉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分析》课题组。课题组提出的《医疗争议处理法(草案建议稿)》已经形成。草案建议稿的立法前提是基于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医疗技术水平的局限性、医疗后果的不确定性、患者个体的差异性等客观因素。 　　据介绍，草案建议稿剔除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其内容主要包括4个方面：医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医疗争议的处置、医疗过错鉴定、医疗损害赔偿。其中具体规定了患者的知情权、选择权、隐私权、对于病历的权利，以及患者如实告知、配合治疗和交付医疗费用的义务。 　　草案建议稿拟将医疗事故鉴定调整为医疗过错鉴定，将医疗过错界定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行为。 　　对医疗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草案建议稿也作了具体规定，拟从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医疗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上，确定医疗损害赔偿的数额。赔偿的数额将大幅超过《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数额，其中将可能包括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对策之二 　　成立第三方主导民间仲裁机构 　　黄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医疗事故纠纷的仲裁制度在解决纠纷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