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辽人民网报道，在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被党政干部占有，并且很大部分使用于干部及其家属的保健、美容、整容，这种非常不公平、完全不合理的“医疗特权”，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官老爷作风”的遗留，是到了必须彻底取消的时候了。 　　笔者所担心的是，“医疗特权”的彻底取消恐怕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因为，“医疗特权”不仅仅是一个医疗问题，而是普遍存在的特权现象的一个微细缩影，单从医疗视角出发是难以撼动其根本的。“医疗特权”首先是特权，其次才是医疗，更多从医疗视角看待“医疗特权”注定只能治标，惟有从特权的角度深入“医疗特权”的本质，方能真正触及其要害。 　　我并不认同有关专家“医疗特权的产生来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观念”这样的说法。没有人喜欢“不平等”，因而所谓“不平等观念”不可能根深蒂固。“医疗特权”和任何特权一样，都是权力失衡的产物――权力既没有自赋美德，“权力制约权力”机制又没有实效，“权利制衡权力”机制也没有真正建立，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的不受约束必然导致诸如“医疗特权”之类的特权现象和特权意识滋生。 　　任何权力只要失去有力的约束，就会变得疯狂起来。比如，新药审批中的权钱交易，药品招投标中的种种黑幕，医院和医药商的秋波暗送、利益共享，医务人员的拿回扣、要红包、开大方，无不遵循此“道”。 　　正如有评论家所论，权力变相正成为一种流行病。列车乘务员可以在春运高峰拿火车票送人情；小学老师可以接受家长的礼物让某个学生坐在教室前排；司机可以开着公车带家人在路上横冲直撞，及至舆论多有抨击的“垄断福利”之种种，谁能说这些不是特权？我们都在责骂贪官、痛恨腐败、怒斥特权，但不知不觉地我们又无意识地把他们当作了“学习的榜样”，大权谋大利，小权图小利，特权就这样间接获得了“合法性”。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少老百姓都对公务员的公费医疗并没有太多的抱怨，更多的只是羡慕”；同样因为这个原因，公务员认为自己“得到多一点的福利理所当然”。在特权偏好成为流行病的社会环境里，民众对特权失去了应有的痛感，反而有了学习的冲动，这不是一个“公民社会”公民的应有作为。 　　因此，要想真正取消“医疗特权”，不能仅仅依靠特权在舆论压力之下被动表现出来的并不可靠的自赋美德。在我看来，“相对的权力才会有相对的美德”，我们首先需要完善对权力的制衡机制，其次也需要培育社会公众的公民意识。（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观点： 　　任玉岭（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我觉得我属于既有利益阶层，相对既得利益比较多。家里两个女儿都在外企，收入比较高，生活确实无忧无虑。但中国的现实是，有的人辛辛苦苦，月收入才500元钱。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应该如何调整，是不是应该有人考虑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怎么样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想办法清除一些矛盾，把总书记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都变成大家的所得？ 　　我曾经提过一个建议，希望所有享受公费医疗或者医保的人都支付20%的医疗费总价款。为什么提这个？我曾经有过在广西北海当市长的经历。那时候我要是有病了，到了医院，院长已经等在那儿了，主任、护士都来了。用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走的时候，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我得病就没有花钱这种感觉，只有感到温暖。可是老百姓呢，遇到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不担任市长以后，有一次带我爱人在四川成都看了一次简单的感冒，药费就是830元。我第一次知道看一次感冒需要这么多钱。我就想，让有关领导也知道医药的价格，是不是有利于领导产生医疗改革的紧迫感？ 　　任谷（一企业职工）：为什么近年来各地陆续推出的一些医改方案遭遇失败？我以为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少数特权阶层把持了医改，他们在医改中没有受到任何的冲击，相反强化了他们享受医疗的特权，致使多数人的利益受损。比如，在县里对县级领导干部实行实报实销的医疗报销制度，自然就不能使这些在一个县里有决策权的官员们对于百姓医疗上的疾苦感同身受。由此上推，市级领导、省级领导都没有医疗上的后顾之忧，又如何指望他们在医改中制定推行符合百姓愿望的医疗体制改革方案呢？中国的问题，必须用中国式的方法去解决。如果有关方面真心想搞一个符合百姓愿望的医疗体制改革方案，我倒建议首先取消官员们的特权，使他们与百姓在医疗上享有平等地位，这些人自然会找到破解中国医疗难题的答案。当官员们对“看病难、看病贵”有切身感受时，医疗改革成功就会指日可待。否则，建立惠利于民的和谐医疗关系的道路就还很曲折和漫长。